盘点古代的清官

教化民众，关爱乡民。这是文化素质较高的清官提高民众素质的得力措施。在这方面，东汉常山（郡治元氏，今元氏县故城）太守伏恭，元初真定督学张德辉等，就是典型代表。伏恭在常山太守任上，“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积极发展地方教育，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在元氏县封龙山，先后有7通东汉常山祭山的碑刻（今尚存2通，有3通保存拓片），与当时地方文化的发展不无关系。

爱民如子，抚恤民众。这本来是所有管理的天职。但是，由于不少封建官吏只爱乌纱，不爱百姓，所有，真正爱民抚民的官吏就是民众热爱的清官。就像下面这几位：

1西门豹

战国时期魏国（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安邑一带）人。魏文侯时任邺令，是著名的政治家、水利家，曾立下赫赫功勋。初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河南安阳市一带)时，看到这里人烟稀少，田地荒芜萧条，一片冷清，百业待兴，于是立志改善现状。后来趁河伯娶妻的机会，惩治了地方恶霸势力，随后颁布律令，禁止巫风。教育了广大的百姓。原先出走人家也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同时，他又亲自率人勘测水源，发动百姓在漳河开围挖掘了12渠，使大片田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实行“寓兵于农、藏粮于民”的政策，很快就使邺城民富兵强，成为战国时期魏国的东北重镇。

2赵广汉

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3黄霸

字次公，汉族，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西汉大臣，事汉武帝、汉昭帝和汉宣帝三朝。黄霸自幼攻读法律之学，少有大志。汉武帝末年，捐官出仕，先后任河南太守丞、廷尉正、扬州刺史、颍川太守等地方官职。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出任丞相，总揽朝纲社稷。甘露三年（前51年），黄霸去世，谥号定侯。黄霸善于治理郡县，为官清廉、外宽内明，文治有方，政绩突出，后世常将黄霸与龚遂作为“循吏”的代表，并称为“龚黄”。

4.徐有功

名宏敏，字有功，洛州偃师（今偃师市缑氏镇）人，徐有功是国子监博士徐文远的孙子。青年时期举明经及第。历经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大理）寺丞、秋官（刑部）郎中、侍御史、司刑寺少卿等。

长期在司法任上，是武则天时期与酷吏斗争的一面旗帜，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位以死守法、执正的法官、清官。《新唐史》对他有“虽千载未见其比”之赞誉。他死后武则天追赠他为大理寺卿。唐中宗李显登位后加赠他为越州都督（正三品）头衔，并特下制书表彰：“节操贞敬，器怀亮直，徇古人之志业，实一代之贤良”和“卓然守法、虽死不移。无屈挠之心，有忠烈之议。”

徐有功在蒲州任司法参军期间，其政绩已十分突出。当地百姓和官吏都称他为“徐无杖。”那么“徐无杖”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徐有功在蒲州审判一切案犯时，都“力求宽仁，从不轻易动用刑讯，也不轻易判人笞杖刑”，而用传统的仁义道德去教育启迪案犯悔悟自新。为此蒲州百姓和官吏都很受教育和感动，称徐有功为“徐无杖”。在他的感化下蒲州各地民风大改。徐有功3年任满，竟没有一次在审判案犯时用了杖罚的。因而“徐无杖”之名也就越传越响，传到了京城长安。永昌元年（年）徐有功就被宣诏进京，担任起了司刑寺丞的重要职务。这说明徐有功的升迁，是以他“徐无杖”的显著业绩和才能，“正步”而人的。

弘道元年唐高宗去世，武则天以皇后身份临朝执政，继而她又“革唐命”自称“圣神皇帝”。徐有功就是在这一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上任至司刑寺的。对武则天的称帝，唐的不少旧臣和李氏宗室贵族都十分反对，有的还起兵反对武则天。如徐敬业（年）的扬州起兵，唐宗室李冲、李贞（年）的起兵反武等等。

武则天自然深恶这些旧臣和唐宗室贵族，都一次次派兵将他们镇压了下去。面对这严峻的政治局面，武则天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一面任用酷吏，诬构大狱，偏离法规，接连诛杀所谓不法的唐的旧臣和宗室贵族，以此来震慑潜在的敌对势力，达到她的政治目的。她要打击敌对势力，就必须要一批酷吏做她的帮手，所以她所选用的酷吏也是“不拘一格”的，如有名的酷吏来俊臣、周兴等人。

有的原都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市井无赖，靠的就是告密状诬陷人起家的。徐有功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仟司刑丞，如果他也能和来俊臣、周兴等那样，阿谀逢迎与酷吏们同流合污、偏离国法按武则天的意图审案判案，凭他的奇才，高官厚禄自然也指日可待。然而徐有功不是这样一种人，而是义无反顾地执法守正，冒着杀身之祸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制止着各种冤假错案的泛滥。例如，他与武则天的第一次冲突：武则天为及时广泛地掌握“敌情”，她在全国各地大设告密之处就是在朝堂上她也设有告密箱。凡是能告发谋反大案的都能给予重赏。因而全国告讦之风大起。

5.狄仁杰

狄仁杰不是文武双科状元。

狄仁杰年在现今的山西太原出生，早年通过明经及第，也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步入的仕途，历任汴州判佐、并州法曹。

大理寺丞、侍御史、度支郎中、宁州刺史、冬官侍郎、江南巡抚使、文昌右丞、豫州刺史、复州刺史、洛州司马等职，以不畏权贵著称。

天授二年九月，升任宰相，担任地官侍郎、同平章事。四个月后，为酷吏来俊臣诬以谋反，夺职下狱，贬为彭泽县令，营州之乱时，得到起复。

神功元年，再度拜相，担任鸾台侍郎、同平章事，迁纳言。用于犯颜直谏，力劝武则天复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培植举荐忠于唐朝的势力，成为大唐社稷得以延续的重要支柱。

仁杰为人正直，疾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狄仁杰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

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狄仁杰为官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

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曾担任国家最高司法职务，判决积案、疑案，纠正冤案、错案、假案，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

到任一年，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1.7万人，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是我国历史上以廉洁勤政著称的清官。

6.陈希亮

陈希亮(年一年)，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祖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使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在他从政的三十多年中，忠于职守，肯为百姓办实事，如严惩贪官污吏，打击地痞无赖，搜捕盗贼，开仓赈民，架设汴河飞桥，强令巫师、巫婆回乡务农等。由于正直挚诚，路有颂声，因而在每次任满离境时，父老们都洒泪相送。

7.包拯

天圣五年（年），包拯登进士第。累迁监察御史，曾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及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后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知谏院时，多次论劾权贵。再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祐六年（年），升任枢密副使。因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世称“包待制”、“包龙图”。嘉祐七年（年），包拯逝世，年六十四。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后世称其为“包孝肃”。有《包孝肃公奏议》传世。

包拯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奎星转世，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亦被称为“包青天”。

8.况钟

况钟（－年1月30日）明代官员，字伯律，号龙岗，又号如愚，汉族，江西靖安县龙冈洲（今江西省靖安县高湖镇崖口村）人。

况钟早年曾在尚书吕震属下为小吏，因有奇才，为吕震所重视，并推荐为仪制司主事。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升迁为礼部郎中。宣德五年出任苏州知府，正统六年（），况钟在苏州任期十年已满，当地官民二万多人向上级请求留任，最终任职长达十三年。在“仁宣之治”前后，未经科举，由出身低贱的书吏做到知府，并且政绩斐然的官员中，苏州知府况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在苏州任内，他勤于政事，忠于职守，除奸革弊，为民办事，深得苏州人民的爱戴。他死后，很多人为他哭泣，悲痛不已，并立祠纪念他。

况钟是明代一位受百姓尊敬的清官，苏州人民称他“况青天”，和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并称中国民间的三大青天。昆剧《十五贯》，以歌颂况钟刚正清廉的思想品格和深入实际的求实精神而使其妇孺皆知，至今仍在人们心目中留下难忘的印象。其功绩《明史·况钟传》有较详细记述，著述有《况太守集》、《况靖安集》等。

9.海瑞

海瑞固然是以清正廉洁而闻名于世，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以古怪孤僻而著名。

双面的青天

当海瑞死去时，百姓为他痛哭流涕，不过也有人兴高采烈，许多士人都纷纷庆幸这个“偏执”、“疯癫”、“爱管闲事”的南海狂人终于死去。然而，就是在骂他的人中，也有人暗暗佩服他，例如当时的大地主何良俊，与海瑞势不两立，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海瑞是“铮铮一汉子”。海瑞作为清官，似乎已经盖棺定论，但是看看有关史料的记载，却又能发现一些海瑞不为人知的事情。比如，他性喜易妻纳妾，引起了当时不少士人的批评与不满。据说海瑞罢官在家的十几年中，曾经九次娶妻，并且毫无理由地更换正妻。所以有人批评他说“此老大概好异，做事多不近人情”。

在海瑞的一生中，确实有多次频繁娶妻纳妾的记录，先后被他收为妻妾的就有王氏、潘氏、许氏、丘氏、韩氏等人。他在六十多岁的时候还娶了两个年轻貌美的小妾，以至于引起妻妾不和，造成了二人同日自缢的家庭悲剧。他休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往往只是因为一语不和，或是一事之失，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妻子赶出家门。像他的妻子潘氏、许氏二人，被休回家，却竟然不知自己为何原因被休。

饿死女儿

又有记载说他为人残忍冷酷，活活饿死自己的幼女。这件事是说，海瑞有一个五岁大的女儿，有一天她肚子饿了，正拿着童仆给的东西吃，不巧正好被海瑞撞见了，海瑞就厉声责问她食物从何而来，女儿回答说是童仆给的，海瑞就发怒了，责怪女儿不应该接受别人给的东西，辱没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并且命令女儿，只有把自己饿死，才能证明她不愧是海瑞的女儿。

小女孩儿真的拒绝了家人送来的食物，一连饿了七天，活活把自己饿死了，而这时候的海瑞仍是无动于衷。试问一个五岁大的孩子，肚子饿了找东西吃，接受了童仆送来的吃食，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自己的孩子被饿七天丧命，作父亲的海瑞竟然无动于衷，这实在是有些太过于不近人情了。难怪明代有的人说，海瑞尽管娶了这么多妻子，却没有生下一个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又被他饿死了，也许这正是天道的报应吧！他的一生，基本上没有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临死时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孤孤单单地离开了人世，这不能不说是因为他异于常人的个性原因造成的吧？

人非完人

再如，海瑞要求别人行事不要铺张，而自己出行却又讲究排场，又极为喜欢以圣人自居，很容易就让人产生反感。还有，海瑞在处理案件时刚愎自用，只是按照自己的感觉断案，而往往不管事实真相如何。虽然大多数时候他偏向普通老百姓是正确的，但是也不乏被刁民欺骗利用之事。

不可否认，海瑞在执法时是铁面无私的，可是行事却又太过迂腐刻板。户部司农何以尚是海瑞的好朋友，曾经因为替海瑞说话而受过重刑，两人因此结成莫逆之交。可是海瑞复出就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时，何以尚以下属的身份去见海瑞，他却摆起了上官的架子，自己高坐在主位上，而让何以尚坐在角落里。何以尚非常生气，他说，若是单以官位来讲，这也没什么。但是，两人是好友，难道海瑞就不能以客人之礼待他吗？海瑞对他的抗议仍然不发一言，还是一副冷硬的面孔，不加理睬，最后两人不欢而散。这件事传到京城中，大家也都对海瑞十分不满，认为他寡情少义，恩将仇报。这虽是一件小事，却也不难看出海瑞的行事为人尚有待议之处。

这些材料是否属实，许多人都曾经提出过怀疑。海瑞刚正不阿，敢说敢干，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他不大讲究工作方法，有时操之过急，有时又不切实际，当时得罪了不少人，受到许多攻击和诋毁，连著名的政治家张居正也因为担心他说话太直易坏事，而把他闲置起来，坐了十几年的冷板凳。其实，这些事情若是真实的，到也并非全无道理。那只是因为海瑞过于刚直、宁折不弯的性格造成的，他待己以苛，同样也待人以苛，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和他能一样成为道德的典范，成为伦理的圣人，而不管别人的想法如何，是否能够作得到。他并不认为这样做有过火之嫌，他坚信着“矫枉必须过直”，否则就不能矫正不良风气。这样一来，他的一切行为都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10.汤斌

根据历史考证，汤斌在整个清朝历史典籍中根本找不出“天下第一清官”的记载。只是现代这个叫高阳的台湾人编了一本叫《清官册》的小说，他在小说里说汤斌是“大清王朝第一清官”。于是人们就以讹传讹，有了汤斌是“清官册上第一名”的说法。实际上在清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清官册”，汤斌是“天下第一清官”的说法更无从考稽，不过是小说语言而已。在清代大臣和皇帝的评语中，也找不到汤斌是“天下第一清官”的任何记载。

一些学者指出汤斌的《明史稿》涉嫌抄袭方象瑛所撰的明史稿，“如方象瑛所撰稿多与汤斌所撰者相同，因汤斌为总裁，可能（利用职务之便）删改方稿入之潜庵史稿中。……且其所撰，与汤潜庵拟稿相比，皆较简单，以知汤稿实为增改之作。凡此皆据李氏（晋华）《纂修考》之言。（中州古籍出版社年版刘节编著《中国史学史稿》）

雍正十年（年），汤斌入祀“贤良祠”。这时正处于满清“文字狱”酷烈的时期，清朝统治者为了强化在思想领域的统治，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来扑灭汉族人民的反抗意识，将吕留良开棺戮尸，大批汉人遭到逮捕迫害。吕留良是与汤斌同时代的明末清初知名理学家，但与汤斌不同的是在明亡后誓死不仕清朝，隐居山林，落发为僧，并锐意著述，曾有诗句“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而引起满清统治者的仇恨。而汤斌是率先入仕满清政府的汉人高级知识分子，并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行满清所倡导的文化政策，曾在江苏以“扫黄”的名义封杀坊间出版物等反清言论，所编修的《明史稿》也符合满清统治者的口味。清政府为了强化“文字狱”的成果，去世45年后的汤斌又被雍正皇帝树立为榜样表彰并入祀贤良祠。

清朝经过“文字狱”的大肆封杀和血袭，只有象汤斌、杨名时之类绝对臣服并全心全意为之歌功颂德的少数汉人才得行其道。明清之际，汉族典籍饱经满清禁毁、抽毁，留下了满目疮痍的惨状，而满清典籍，则多借重修之名予以删改。因此，面对史事，检索典籍，则往往不是阙如，就是片面，甚或歪曲。因此鲁迅一言道破，天下后世若披览《四库全书》之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当今学界躁急浮华，迎合功利，于中国历史有“戏说”、“谩说”、“歪说”等等，不一而足。不仅缺乏学术责任，也同时缺乏应有的社会道德责任。如在国家重修《清史》之际，就有人提出要肯定吴三桂降清，貌似学术“创新”，而实为解构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这种理论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为汪精卫等“曲线救国”人士平反。纵观世界各个国家，不仅日本和俄罗斯，就连美国这种高度民主和重视个体生命的国家，在涉及民族和国家根本利益的立场上都是绝对强硬和严格的，这是作为一个好人的道德底线。“肯定吴三桂降清”的言论不仅与国家现行的道德水准要求相去甚远，而且亦将沦丧中华民族千百年得以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痛定思痛，可以想象，在中华民族的各个朝代都腾跃过鲜活的生命和铮铮铁骨，绝非现在的影视界所充斥睁眼就能看到的所谓的“康乾盛世”才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汤斌、于成龙等作为当时汉族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率先应招入仕满清，一改当时宿儒大家不仕清朝的先例，再加上汤斌所参修的《明史稿》也比较符合清朝后来“文字狱”打压汉民族文化政策的要求。所以汤斌被后来的清朝统治者刻意树立为大儒高官的后世楷模令汉人效仿，以期达到从根本上收拢汉人的政治目的。而与他同时代的顾炎武（—）、黄宗羲（年—年）、万斯同（～）、朱之瑜（～）等人则都是些学以致用的抗清名士，与这些高尚民族气节的义士相比，汤斌的理学就显得生命力不足，难以致用了。而且汤家也是受过明代国恩的世家旧族，其本人所受的基础教育也是在明代进行的，从这种民族大视野来看汤斌的思想里是有投机生存意识存在的，我们不能盲目地去膜拜效仿。

近代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说：“人中虽贤如杨名时、李绂、汤斌等之驯静奴隶，亦常招谴责挫辱，不可响迩”，可见虽贵为“驯静奴隶”，但仍要遭受满清统治者的歧视。从清朝长达近三百年的统治史看，服务于清朝统治者的臣子与统治者的关系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君”与“臣”的关系，唯唯诺诺，更象是“奴才”和“主子”的关系，就连满、汉官员的比例和权重配置比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悬殊得惊人。这对于今天需要重塑民族自信心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人来说是需要有所认识和警醒的，是值得反省的深层次问题。

《汤斌墓志铭》现保存在商丘市博物馆内，由其乡人田兰芳撰文、吴学颢篆刻，两人都是平民儒者，层次和级别显得比较低，似乎不符合御祭御葬的体例和标准，可见汤斌去世前后的地位和影响力并没有后来所刻意宣传拔高的那样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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