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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流浪老张

来源：大理市时间：2019-3-28

老张67岁了，是个流浪汉，在大街边上摆了两个席梦思当床，二十多年来，他就这样睡过去一日又一日。

按说他从新疆插队落户到自己做老板，后面又流浪了这么些年，各色人等是阅人无数，怎么还会上这个鸟当，去南京走这一遭，被骗了几百块钱，等回了上海的窝，还在痴痴等候对方回音。

老张祖籍是江苏盐城的，但早在解放前，父母逃难，就从老家漂到上海，在虹口区盖了套两层楼的私房。

两夫妻干别的不行，惟有一份烧菜的手艺还能现现，于是就把屋子的底下一层拾掇出来，张罗起一家私营小饭馆。他们没想到，就这么个小饭馆，之后还起了不小的风波，牵着自己儿子的命运起起伏伏。

老张的窝

夫妻俩烧的就是家常菜，来的客人也都是附近住的居民，连烧带聊，日子虽不是大富大贵，但维持家用还可以。等一天的生意结束，再上两楼休息睡觉。

虽然严格来说，两楼的空间才是这家人绝对私人的领域，但没有谁会花这个心思，把生意和生活分割得这么干净。

在他们看来，家就是这一整套的私房。

五十年代末的公私合营政策代替他们作了这个分割，而且清清楚楚，不容有违。

楼下的饭馆由私转公，老张的父亲留下来，从老板变成员工，母亲则被分配到饮食公司上班。两人从抬头不见低头见，变成只有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才能在两楼重新相聚过生活。

老张是年出生的，算下来，家里发生这些变故的时候，他还不足十岁，没什么记忆，可他至今对这桩事情却仍是异常记恨，常对我说，“我家的房子凭什么要给别人说拿去就拿去。”

这记恨之顽固，像是吵架处于劣势时，恰好找到对方的一处小痛脚，于是死命揪住，绝不放手。

据老张自己说，他的学习成绩不错，尤其是语文，因为爱看书，他写文章从来不像别人还得憋个几小时才能下笔，一有了题目，他稍微转转脑子，就开始洋洋洒洒，结果不止打的分比别人高，精妙的句子下面还都是光荣的红色波浪线。

老师们都估摸着老张能进个好大学，他自己也是这么想，所以总把胸膛挺得高高的。

他高三时，是年，文革把高考给废了，大学没得上了，也不必去上。老张既然是考大学的好苗苗，按说这事该是绊了他一下，但也奇怪，这场浩荡的政治动员在老张身上发现的却是肥沃的土壤。

那时有句歌词：“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老张就坚信自己是这句歌词的主人翁。他别了父母，上了火车，当了知青，去的是新疆，在农三师。

新疆的风大沙大把他志愿报国的满腔热血全部扑灭。足足十四年后，也就是年，老张三十岁，他跟着大批知青返城潮，回了上海。

这时候他父亲已经死了，楼下的饭馆彻底成了“别人的”。母亲恰好从虹口区饮食公司退下来，于是他顶替上岗，三十多岁的人还是要从洗碗小工做起。没多久，他和公司里一个爱吵吵的女人好了，对方也是个知青，从崇明农场上来的，顶替在饮食公司里包锅贴。他们结了婚，82年的时候生了个儿子。

老张从小看着母亲烧菜，不仅耳濡目染，连油烟气都比别人闻得多。当他回上海决定学门手艺的时候，自然就想到要学手厨艺。

他报了个厨艺业余班，把几乎每道上海菜的做法都学了个遍。响油鳝丝一定要在最后浇上一圈热油才出得了香气，红烧肉一定要挑半肥半瘦的，太瘦的吃起来太柴，最重要的是八宝辣酱里一定要有虾仁，否则干脆叫杂炒肉丁。

他对上海菜的传统做法很执着，也看不惯旁边的那家本帮面馆，那家面馆不仅规定要双浇，更不可忍受的是爆鱼和焖肉搭配的双浇，这样一份面，客人吃的主次分不清，口味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老张提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口水连连，对那些经典菜式怀念极了：“上海人有些时候做事情的就是不一样，外地人到饭店里点什么青椒土豆丝，但上海人上来就是清炒虾仁、毛蟹炒年糕，你去看好了，肯定是这样的，上海人不会点得很差的。”

我猜老张回忆的场景有可能是他自己的饭店，他后来把他家的一楼硬是要回来了。

要是说老张是为了一个完整的家才要回一楼的饭馆，这也未免过于浪漫了，我总觉得老张的这个行动里有种不甘，他在新疆被风沙吹了十四年，什么都没得到，回来还得从小工做起？那这十四年又算什么？

老张为了要回一楼，跑了好几个级别的部门，街道一级的、区一级的，就差没闹到市级部门了。办公室里的人都认为老张既然已经有了个单位的工作可以赚钱，再来要一楼饭馆的所有权简直是无理取闹。

老张则死咬着这房子本来就是家里留下的，不能让人说拿走就拿走。

争执的双方僵持了很久，最终都往后退了一步：老张可以要回一楼的房子，但必须主动辞去饮食公司的工作，并签上一纸保证书。

这保证书就像一张生死合约，要是签了，就意味着老张的工龄就此止步，除非补缴退休金，否则他的晚年就得完全靠自己保障了。

老张最后还是写了保证书，不过他自认为留了个心眼，在协议上写“本人为了要回房子，被迫辞职。”

他认为这张纸可能有一天能作为某样对他有利的证据，可他并不知道这张协议书最终到底是进了他个人档案的口袋，还是留在了那个部门的档案室，或者也有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饭馆的生意极其失败，当我问及经营不善的理由，老张讳莫如深，他做了个全球通用的手势，一根食指竖着靠在嘴唇上，表示禁言，上海话也陡然变成蹩脚的普通话：“这是我绝对的隐私。”

但这失败和嫖有关，他后来又提了一句。

直到98年，他两层的祖屋一起被拆迁，前一年他离了婚，并负债二十万。

“那时候多少人跟我说，叫我把债逃掉算了，连我离婚的前妻都跟我这样说。但是欠人家钞票，就算是高利贷，你这辈子逃掉，下辈子投胎做牛做马也要还给人家，何必呢？”

老张想在拆迁费上动脑筋，一次性用补偿款把欠的债统统还掉。

他找到当时负责这个地方拆迁的小头头，想把之前定下来的十七万提到二十四万。他奉上了个一万块的红包，对方收下，可最终赔到他手里的也只有二十万，比预计的差了四万块，但还能怎么样呢，难道和那人去吵，人家毕竟已经多给了，也不算白拿红包。

老张还了钱，手头连账户里就剩下几万块，此时他已经四十八岁，而家是彻底没了。

江西南昌有个佑民寺，里面坐着尊大铜佛，三万六千斤，相当于18吨。年的时候，这个寺只要一块钱一张香火票，上面的字写得率直不扭捏：江西穷归穷，还有三万六千斤铜。

老张来南昌讨生活的时候，看到这句话，心里倒被感染出济公式乐天好命的感情。

但生活还是不妙，他在南昌的一家饭店擀面打工，只做了三个月，老板做不下去就把店关了，因为年纪大了，没人聘老张干活，他只好买张火车票回上海，在火车站就住下了。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特别是晚上，长条凳睡得老张又冷又膈应。

到半夜里，他实在受不了，就钻到其他流浪汉的被子里睡觉，那个老头子也不理他，就容他这样睡着。火车站就是这样，没人会管闲事，大家都找各自的办法活下去。

老张的身体刚暖起来，不知从哪里鸣起响亮的喇叭，所有在凳上睡着的人都从被子里探出头来，一看，是警车。

几个穿着制服的人从车上下来，说有事要宣布，让每个人都站起来等候命令。几个老油条不知是睡熟了还是怎么，不管不顾，照样躺在被窝里。穿制服的人就从车里拿出水桶，把凉水直接往被子上浇，被子里的哪里知道这浇的是汽油还是什么，骂句脏话，马上就弹跳起来，一看对方是有制服的，也不敢多说什么。等到冷静下来，风一吹，湿淋淋的身上已是切骨之寒了。

等所有人都被这样折腾起来，穿制服的人又回到车上，把喇叭停住，扬长而去。

老张在火车站没找着什么活干，他申请了低保，一个月就那么几百块钱，半个月的时候就用完了，其他时候就是向人讨点钱，有时从垃圾桶里拾点塑料瓶子和纸板箱卖，大多数时候就是捱饿。

许多火车站的人能找到点钱的。

他们有的偷助动车卖，卖了钱就招呼落难兄弟去馆子里喝酒吃饭，偶尔也会喊上老张这个“老头子”。

吃完喝完，拍拍屁股就散了，最后还是到火车站的板凳上挨冻睡觉，他们没什么存钱的理念，真正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外面睡是既不遮风也不挡雨，地铁站里自然是好一些，但不太有人敢冒险去里面睡觉。据老张说，要是被执法人员逮到，不管你是乞讨还是小偷小摸，一概送到站里的黑屋子里，不给吃不给喝，关上个12小时。

但绝不关你超过这个时间，他们不会留下“非法拘禁”的把柄。白天进、晚上出，对被关的人来说，等到放出来之时早已饥肠辘辘、时空混沌。

老张在火车站住着，好几次睡觉的时候被别人摸了口袋，也目睹了几回流浪汉的打架斗殴，他怕了。

于是在年的时候，又花了14.5，买火车票去了苏州。他在那儿当了扫地工人。

据老张说，大城市的环卫工人只招外地人，因为怕本地人干活不勤快，又要交金，太麻烦。老张一个上海人，跑到苏州也就成了外地人，才得了这份差事。

他早上扫地，晚上就穿着工作衣在马路上睡觉，城管以为他在上夜班打盹，顶多算工作偷懒，不算影响市容，也就没人管他。

他在那儿呆了五年，工资从到，等涨到的时候，他被打发回家了，理由是他太老了。这时候是年，他确实不年轻了，62岁了。

老张回了上海，四面楚歌。

他从前开饭店时结交的朋友，当初都把话说得漂亮：“大家都是兄弟，总不见得会看你饿死。”等到老张上门求点帮助，一概是一分钱都掏不出来：“啊呀，你来早点就好了，前两天刚把一万块钱给了老婆，你要是早两天来，不要说一千，就是一万也能给你。”

至于那个前妻则不必提。如果说老张对从前的一些决定还有些后悔，但对于离婚这件事，那是必然要做的、不可不做的。

“这个女人太十三点。”老张怪前妻把儿子宠溺过了头，以至于儿子沉迷赌博无药可救。他发短信给前妻，让她在儿子身边要多劝他一些，前妻转头就把短信给儿子看，搞得两父子无话可说，从前借给儿子的钱更不必说，当然是打了水漂，没有机会再去要回来。

老张在摆弄他捡来的便宜首饰

老张不再去火车站了，一个老人实在不应该在那里混，钱混不到，连一份安生也混不到。他搭了辆公交车，干脆就往上海最中心的地段去，那里的中心建筑是一个上海大亨20世纪初造的，一个世纪过去，其莺歌燕舞之盛虽远不如当年，但建筑却仍然巍峨挺括，招揽不少人在此驻足观看，以至于老张一下车，就埋在了人堆里。

外国的、中国的、本地的，在此处兜转的几乎个个体面，老张在他们其中，不望建筑之巍峨，单单只看是否有那么一处地方，上有屋檐可以避雨，下余空地得以栖息，既不在大街上显得招摇，又要临着热闹之处，借点人气。

老张一路细心看着，走着走着便是一条遍布“骑楼”的马路，所谓“骑楼”就是在一楼的临街部分打通作为走廊，行人行走在此，既遮阳又闭雨。到了老张这里，这恰好就成了他的理想之地。

他转了个弯，到了一栋“骑楼”的侧面，他料想游客不会弯到这样一条小马路上，城管也就不会太为难他。而小马路的另一头是个外国人常住的酒店，路过看到老张，说不准还能给两个钱。

老张在这里停下来，心想：老子不走了，就是死也死在这里。

我第一次见到老张，他向我借了个火。

我一看这人，一头长发，半截头发褪成了枯红色，头发向两边拨开，露出一张皱纹横生的老脸，一双眼睛有神，显出的神采却是精怪。

他坐在两张席梦思叠成的“床”上，医院的卷帘门，红的绿的被褥堆在床上，几本面子泛黄的小说书散在上面，还有几本则嵌在卷帘门后的大理石阶上，其中有一本是黑封金边的圣经。

我抽出一根9块钱的绿壳红双喜给老张，他谢过却不抽，把我的烟放在旁边，从被褥下面翻出一个塑料袋。

袋子里有一叠撕成长方形小片的报纸，他拿出一张摊在手上，又从袋里取出些烟丝丢在上面，压均匀，卷起，把一头嘬成尖嘴状，一根食指沾着口水，把报纸粘合，点燃。

这是隔壁卖羊肉汤的老板回老家时候给他带的，“味道辣，呛人”，他抽这纸烟已经两月多，实在呛得抽不下去，就去对面超市买包三块五的红塔山抽，养养喉咙。

和老张聊久了，我时常觉得是那每月几百块钱的低保钱怠惰了他去挣钱的决心。又要给，又不给足，一个月只够保个几天，反而把绝地逢生的“绝”给消磨掉了。

以往他把低保钱用得山穷水尽后就去卖血，cc的血能得块，他一年总要卖个两三回。五十五岁以后，国家规定不能再卖血了，他就去找黄牛卖，cc只能卖，他卖了一回就觉得不划算，加上卖完血的身体也越来越难补回来，于是断了这条财路。

之后低保再用完，他就啃馒头吃，等馒头都吃不起了，就开口问基督教姊妹要点钱，或者去儿子那里碰一鼻子灰。

老张总说，他这个年龄找工作必定要有关系，否则想都别想。

他斜倚在床上，指着对面马路的环卫工人说：“就这种工作我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就隔两个钟头扫扫地，我比他们做的还勤快。

关键是他们不要我，嫌我年龄大了，怕我死掉。”

也有朋友曾经给他说过份工作，在太平间里看尸体，平时没事，有人来认了就帮忙抬抬，一个月也有个两三千的收入。

老张问对方一个月有没有一两天可以休息，让他好出去见见活人，去去阴气，结果对方说没有，他也就没去。

我有时问他，老了、生病了怎么办，他就沉下下巴，眼睛盯着我说：“我现在身体还算好，要是我真的哪一天生什么绝症了，我肯定去帮他们闯闯祸，反正进了牢监还管你吃管你睡，外面还没里面好。”

虽然老张说他不会闯损人利己的祸，但我恰好看到他身后的建设银行蓝白色的门头，还是不禁抖了抖身子。

老张把红楼梦反复看了十几遍，说红楼梦的故事就是曹雪芹自己的命运，说曹雪芹的爷爷是江宁织造，多肥的一个官位啊，家财万贯，到后来还不是一朝散尽、穷困潦倒。老张一句话总结红楼梦，就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从书里到他自己，老张认为他还不能说是“命里无”，他说不定还能等到“命里有”的时候。我看，就是这个念想，哄的他这个老江湖还被骗了一次。

有一天，老张忽然打了个电话给我，神秘兮兮的让我快到他那里去，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和我说。到了路口，老张正和旁边药店的保安说话，见我来了，便把我接到他的窝那里。

老张的手在被子里摸，那是他常常藏东西的地方，平时藏的是别人给他的烟或面包，这次掏出来的却是一份扬子晚报。他着急地翻了几页，指着某版底下很小的告示让我看。

老张一天要读一到两份报纸

一个黑线的小方框里写着：南京某企业招人，性别年龄不限，联系人胡经理，电话……

老张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你想去这个地方试试？”他才开始把事情与我细说。

原来他已打过电话过去，对方是个女的，自称经理。他再三询问是否如告示写的那样，工作不限年龄，对方说是的。至于那是份什么工作，老张闪烁其辞，说可能是公益机构，叫他过去帮忙照顾老人。

我来之前，老张已和隔壁保安借了点钱，他让我帮他查查附近哪里代售火车票，过两天，他准备买深夜最便宜的火车票，去南京碰碰电话里的人。

临走，老张对我嘱咐，如果一切顺利，他留在南京打工，就发条短信告诉我，如果不成，就打电话和我商量。

“如果你接到我电话，就说明事情有变。”他如此与我约定。

过了五天，我接到了老张的电话，没说事情如何，只是匆匆叫我过去一次。

我到了那里，他正弯腰在一把破凳子上吃着一盒烤鸭，旁边放着一包18块的蓝利群。他抬头看我，嘴唇油光光的，毛渣渣的胡子也剃掉了。

老张笑说事情应该成了。

他摸摸床褥上一块突起的地方，那下面藏着一双新皮鞋，他花了两百买的，另外还买了衬衫和裤子。他过几天去南京上班，要把自己装扮得体面一点。

“那个经理说是什么工作？”我问。

“就是叫我卡车运货的时候跟车。一个月三千块。”

“那你怎么没留在南京？”

老张说自己那天早上5点就到了南京，因为怕时间太早，等到8点才打电话，要了地址过去。办公室在市中心的一栋高楼里，不算豪华，也算得上气派。电梯到了那层，还有一位坐前台的姑娘把他迎到了女经理那间办公室，经理一个人在里边办公。

女经理一看到他的样子就笑出来了。之后，他们聊了聊，对方决定要他，留了他的身份证号，这使老张感到正规和心安。

女经理说这份工作是提供住宿的，但要收一千块的保证金，等到住了一个礼拜就还给他，老张说自己没那么多钱，只交了五百。女经理又说自己过两天会去上海出差，到时用车把老张载到南京开始干活，让老张先回上海。老张耍了个心眼，提出要逛逛夫子庙，女经理说以后上班了有很多时间逛，不必急于一时，并让老张买早一点的票回去，不必在乎车票，她会报销。

我自然认为老张被骗了，但我不好泼这个冷水，老张显然因为这事而十分快活。

又说了一些，他突然和我说：“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心中还有点疑惑。”他正经起来，总会用普通话说起书面语。“那个女经理说开我一万二一个月的工资，我想我一个老头，又不是什么很要紧的工作，一万二是不是太高了？”

这次换我疑惑了，“不是说三千块吗？”

“一万二。她叫我帮忙照顾她家的老头子，她有个私人花园洋房，意思说我照顾老头子，顺便帮她看看房子。”见我疑虑，他又解释：“我前面跟你说三千是怕你不相信，人家怎么可能要我这么大年纪去跟车。我这件事只跟你和老朱说了，其他人问我去哪里了，我说去南京找女人啊，他们都笑了，我会跟他们说真话啊，事情成了还好，不成他们不要笑死你啊。”老朱是常接济他的上海阿叔。

这是第一次，老张的精怪确凿地撞击到我，此前我虽对他的某些说辞将信将疑，但却未能证实。

老张在江湖上漂了二十年，自然应该学习一套保护自身的办法，不为利益，也为了自尊，为了不让别人笑话。他不会事事向别人吐露真相，而总是有所挑选，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

老张觉得女经理是对他有意思，经理单身，又是个女强人，一个人总有落寞的时候。老张猜想经理的意图是想让自己在那座花园洋房里呆着，陪她聊天解闷，或，还有其他什么。

老张甚至是甜蜜地回忆起两人刚见面的情形，女经理一下子就朝他笑出来，然后解释说：“你头发还真像个艺术家。”

老张自然是没等到女经理来，非但如此，不知哪阵风吹来，城管又发令让老张把床挪远一点，他心情烦透了。

我后来又去看过他几次，一次是帮他打字，发短信给那位女经理，说他现在住在浴室里，请对方速来接他。这当然又是假话，他不想让对方知道自己睡在大街上。

我有时看他们的短信记录，感到自己像在看一出戏剧，一个说“亲爱的，你等我，我还在广州出差。”

一个又回“好的宝贝。但我最近手头实在紧张，睡在浴室里，请尽快。”

后来几次我去看他，他似乎已经死了心，问我是不是要再到南京去一次，报公安拿回被骗的钱。我劝他先打个电话给那个经理，说清楚，即使不报公安也得骂一顿。他反而比我平静，说：“算了，钱都拿不回来了，骂还有什么用，我是信耶稣的，大家相识一场也是缘分。”

从我认识他至今，他已经比原来虔诚许多。

最后一次见他，他给我打了电话，说自己的低保钱用完了，老朱和基督教姐妹这里已经不好意思再开口，想问我拿点钱调调头寸。我给了他钱，但不多，之后又与他随意聊了几句。

老张似乎已经走出了这段经历，回到被骗之前的状态。他的生活发生了这样的波澜，但又迅速平静下去，既没有带来任何东西，也没有带走原来的困苦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