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太原第六碑鞅建晋阳，起兴太原

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

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诫襄子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国语·卷十五》

█赵简子雕像

“赵氏孤儿”赵武之孙赵鞅，是在家族衰极之后的复兴中长大的。国事之多蹙，家族之兴衰，晋侯与诸卿的貌合神离，诸卿之间的尔虞我诈，耳濡目染，心领神受，陶冶和造就了他胆识过人，深藏不露，宠辱不惊，胸怀大志的坚韧性格和处事谋略。大约在30岁左右，智丰体硕的赵鞅，袭卿职于祖、父之辈，登上晋国政治舞台。初登政坛的赵鞅，紧抓历史赋予他的机遇，兵灭东周王室王子朝叛乱，辅佐周敬王姬匄驾归成周洛阳，扬名于天下。之后，他紧挟此机“铸刑鼎”“纳贤士”“伐卫国”“改赋税”“上正卿”“建晋阳城”，从晋顷公七年（前）至晋定公十五年（前），短短的22年，便使赵氏由弱到强，迅速复兴。尤其是创建晋阳城，打造根据地，为后来的赵国之创建，奠定了基础。

创建晋阳城之缘由

公元前年，赵鞅率军讨伐上年与齐国合兵攻占晋国边城夷仪（今河北邢台西）的卫国。在晋军的强攻下，夷仪收复，卫都被围，卫国面临都破国灭之危。卫侯为避亡国灭种之厄，屈服示好，献“卫贡五百家”于赵鞅，以乞“城下之盟”。赵鞅允诺，宽赦了卫君。然而贡口五百家，数千之众，编放何处，却成了一时难以解决的大问题。无奈之际，只好暂寄于邯郸，由本族赵午代之管之。此事，勾起了赵鞅久有的心事：许久以来晋国赵卿采邑颇多，领地广袤，南有原（今河南济源）、温（今河南温县），西有蔺（今山西离石）、皋（皋狼，今山西方山），东有上党（今山西长治）、长子，北有晋水之阳陶唐故地。但邑众土广，多非要地，且无坚城固堡可安身立命，更无宜于固守和扩张的良好根据地。联想到“下宫之役”的危亡，“卫贡五百家”的无所，深感，在晋国公室与六卿之间、六卿相互之间，明争暗斗，互为邻壑，残酷倾轧，存亡一旦……遂断然决定，在自己的领地中，尽快选一个控山带河，张弛咸宜，既能防患于未然，又可争夺于天下的军事战略要地，建一座坚固的城堡，以作发展的根据地，近则可安置卫贡五百家，远则可争锋于强敌。自是创建后来晋阳城的战略大举措，了然于胸，只待选址实施了。应该说这是赵鞅深思熟虑、忧患意识与进取意识的综合产物；是赵鞅政治军事生涯中，最关键、最重大、最具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后来的“灭中行、范”，源出于此；“灭智伯”，源出于此；“三分晋室”，源出于此；“战国七雄”之赵国，源出于此；结束春秋，启幕战国，亦源出于此。

█春秋至隋唐五代时期太原城址演变示意图，转载自老童《龙城记》

晋阳城之创建

据史书记载，赵鞅为实施其创建战略根据地的重大决策，选中了足智多谋，勇于担纲，忠贞不二的肱股家臣董安于来完成。董安于，又名董阏于，出生史官之家，本姓辛。先祖辛有与赵氏先祖一样，效命于西周，是周王室之大史。后辛有的次子弃周适晋，出任晋国史官“董史”之职，后代世袭此职，遂以职名为氏。饮誉史册的“秉笔直书”者董狐，就是董安于之祖上。当是之时，追随赵鞅多年，忠心事主，深知赵鞅三昧的董安于，对赵鞅之所思，心知肚明。接受使命后，更知建城之事，事关赵氏日后之成败安危，宠辱福祸，遂严格按照赵鞅旨意，精心选址于当年唐尧曾建唐城的故地。此址，远离晋国权力中心，远离六卿势力集中之地。背拥龙山，面临汾河；南带晋水，北系盂邑，既控带山河，又有沃野千畴，地处太原盆地之北端，军事地理位置异常优越。

深谋远虑、居安思危的董安于，为把此城建成一座进可攻、退可守，安若金城，固若汤池的战略军镇，筑建时，将城中宫殿、衙署之墙壁，统统用荻蒿楛楚为壁骨，外抹泥膏。平时坚固结实，抗风挡雨。战时则敲掉泥膏，以为箭杆、戈柄、棍棒，制造杀伤武器。将城中宫殿衙署之柱础，统统冶铜而铸，用以支撑。平时美观耐用，不易腐坏。战时则化铜熔液，以为箭镞、刀戈、枪刃，有效杀伤敌人。真可谓用心良苦，匠心独具。至于环周之城墙，雉墉堞台，则袭用商周以来的“版筑”之法，巧妙利用太原之“卤土”，汾水之河沙，卤土沙三合而一，夯实压坚。此三物取材就地，成本低廉，用之便捷，随合一处，卤土掺沙，凝而坚之如铁，固而硬之如石；遇水则卤碱渗出，与沙土互结，形成硬壳，可防溃散；冰封而硝硭结晶，与河沙为伍，结为一体，表疏而内坚。称得上金城汤池。这样，一座外观宏伟，内藏玄机，凭山而险，依水而固的城池，终于在公元前年（晋定公十五年）春，雄卧于汾河之西，龙山之东。因其南为晋水，遂以古人“水北山南为阳”的命名习俗，取名晋阳。

█晋阳古城遗址年省保碑，张珉拍摄

晋阳城于晋定公十五年（前）春告竣后，急需人丁充实，身为晋国正卿的赵鞅，即命邯郸赵午“归我卫贡五百家，吾将置之晋阳”（《史记·赵世家》）。这本不应该出什么问题。然而赵午先是应诺，满口答应，继而节外生枝，以族人阻挠为借口，推诿拖延。后来又搪塞，待来年兵伐齐国，谋从齐国所得，以还晋阳。如此再三，虚与委蛇，只是不归还“卫贡五百家”。赵鞅受此戏弄，自忖我为正卿，执晋之政，索取我所得之“卫贡”，何错之有！于情、于理、于法，毫无悖逆。遂将赵午囚禁于晋阳。岂知邯郸赵氏，仍无动于衷，赵鞅见状，便杀掉赵午，通知邯郸另定宗主继承人。赵午之子赵稷闻讯，与早想灭掉赵鞅的中行、范氏二卿合谋，举三家之兵以邯郸反，兵伐晋阳。

当时只晋国，中行、范氏二卿欲借赵氏之内讧，翦灭赵卿；智、韩、魏三卿久与中行、范二卿相忌，明争暗斗多年，亦欲借邯郸之反，消灭中行、范氏；而晋定公更想利用六卿矛盾，趁机削弱众卿势力，夺回晋国大权。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整个晋国，上至晋侯、公卿，下至大夫、家臣，均不安分守己，个个蠢蠢欲动。夏六月，邯郸赵氏与中行、范二卿，兴兵邯郸，兵锋直指赵鞅；秋七月，三家联军伐赵氏之宫，赵鞅退保晋阳，凭借新建之城，以逸待劳，与联军周旋于太原。赵鞅之家臣董安于，却借联军围晋阳不克之隙，率兵抄中行、范氏后方重镇下邑，围而攻之。而智、韩、魏三卿则游说晋定公，讨伐中行、范与邯郸赵氏三家谋反之罪。不久，混战中的晋国众卿，终以中行、范、邯郸赵氏败北，赵鞅告胜，完成第一回合。新建的晋阳城，接受了战斗的洗礼。之后，赵鞅以晋国正卿之名，先后在晋都频频书盟主誓，团结本族及各方面力量，孤立中行寅、范吉射、邯郸赵稷三家势力，终于在著名的“铁之战”中，由弱到强，并经过五年之决胜，三年之追剿，先后将中行、范、邯郸赵氏，逐一消灭。

█陈列于山西省博物院的赵孟之御戈

历史向后人昭示，依托新建之晋阳城，赵鞅组成了英勇善战的“晋阳之甲”，经过八年苦战，终于将原本实力强大，横行无忌于晋国，一心要灭掉晋阳赵氏的中行氏、范氏、邯郸赵氏三家军事联合集团，彻底荡灭，使晋国“六卿角逐”，变为“四卿执政”。而赵则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领地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达到空前，以致史称：“赵名晋卿，实专晋政，奉邑牟于诸侯。”

从“三家灭智”到“三家分晋”

公元前年，执晋政20余年，创建晋阳城，灭亡荀、范二氏，势追先祖赵盾的一代枭雄赵鞅，寿终正寝。他的小儿子、庶出的赵无恤继立，是为赵襄子。襄子时，晋国四卿赵、韩、魏、智，智氏最强。当是之时，智伯为晋正卿，此辈骄横跋扈、贪婪刚愎，无视卿间礼仪。曾卮击赵卿襄子，戏弄韩卿韩虔，侮辱魏卿重臣段规。智伯的家臣智果，谏告他这样会积怨于人，招来祸患。利令智昏的智伯竟毫无悔改地说：“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国语·晋语九》）

晋出公二十年（前；一说晋哀公三年，前），贪得无厌的智伯，又以兵伐越国为由，向韩、魏、赵三家，强索土地。韩虔、魏驹本不愿献地，任智伯宰割。但他们的家臣任章、段规，则献计“恭逢、免难、骄敌、侍机”。于是韩、魏二卿，分别献上“万家之邑”于智伯，以使其骄横。狂妄至极的智伯，见韩、魏两家，俯首帖耳，唯命是瞻，忘乎所以，气焰更为嚣张，催逼赵氏快快献地。岂知赵襄子断然拒绝：“土地是先人产业，岂可随意奉送他人。”于是，智伯挟持韩、魏与其合兵讨伐赵卿。并承诺灭赵后三分其地。

赵襄子闻讯，举族北迁，退守晋阳。亲自“行城郭，案府库，视仓廪”，但是万事俱备，惟感御敌箭矢戈矛不足，急询谋臣张孟谈。孟谈令军士掘墙而得荻蒿楛楚，冶质而得余金，至是兵器足矣。未几，智、韩、魏兵临晋阳，将城围个水泄不通。数月强攻硬打，晋阳坚如磐石。智伯气急败坏，决汾河晋水之堤，水灌晋阳。眨眼一年，晋阳城变为水乡泽国，高垣壁垒，“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悬釜而炊”“易子而食”，但“民无叛意”，誓不屈服。智伯眼见晋阳城淹在水中，内无粮草，外无救援，破城时日不远。遂志满意得，与韩虔、魏驹巡视堤上，狂妄地说：“吾始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吾乃今知汾河（涑水之误）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韩非子·难三》）当时，晋阳为赵氏之都，平阳为韩氏之都，安邑为魏氏之都。韩虔、魏驹闻智伯此言，更悉其为虎狼之人，便胳肘相触，款曲暗通，心存叛意。智伯亦知语失，为安抚韩、魏，再允灭赵之后，瓜分其地。

晋阳危在旦夕！赵氏危在旦夕！危城之中，襄子认为转危为安之机，正在此危急之际，遂命谋臣张孟谈，潜韩、魏营中策反。张孟谈受命危难之际，当夜轻舟出城，游说于韩魏。岂知孟谈到得韩营，正逢韩虔、魏驹密谋于帷帐。孟谈见状，径直而言：“臣闻唇亡齿寒，今智伯率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次矣。”（《战国策·赵策一》）孟谈之言，直指韩、魏隐忧。韩、魏二卿亦交心而言，早知此理，愿与赵卿合力共灭智氏。只是深恐机事不密，招来大患。孟谈坦言：“谋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知也。”（同上）遂代襄子与虔、驹合谋而盟，密约“三月丙戌为期，三家同时举兵，反攻智瑶（即智伯）”（《赵国史稿》）。日至，赵襄子亲率精兵，乘船偷袭智伯守堤之军，决开围城之堤，引水倒灌智营。智营忽被水淹，顿时大乱。韩、魏二军，乘机掩杀。三方夹击，不可一世的智军，土崩瓦解，溃如汤浇蚁窜。智伯慌如漏网之鱼，奔东方而逃，在凿台（今山西榆次）被襄子生擒，落得身首异处，颅为饮器。整个智氏就此族灭，领地三分，永封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晋源赵卿墓车马坑

█陈列于山西省博物院的赵卿墓车马坑出土马车

智伯被灭之前，四卿执政时期，晋侯早已形同傀儡，名存实亡。赵、韩、魏、智四卿之中，智氏最强，尤其是智伯为正卿后，强执晋政，土田最广，采邑最多，实力最强，处于晋国的支配地位。晋侯和赵、韩、魏三卿，除赵卿襄子稍敢略表不逊之外，其他均唯智伯马首是瞻。晋阳之战，强者智伯被除，智氏族灭，所属领土，被赵、韩、魏瓜分，身为国君的晋侯，却寸土未得。广袤的晋国疆域，晋侯仅有绛（今山西新绛）、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部）二邑弹丸之地。公元前年之后的晋国，国号虽存，晋侯仍在位，但主仆关系早已颠倒。名为晋侯的晋出公及其后各君，非但不能号令赵、韩、魏三卿，反而要适时适令地去朝拜三家。国际间亦鲜称晋国，而称其“三晋”，即赵晋、魏晋、韩晋。从本质上看，智伯水灌晋阳之役，醸的是反被三卿所灭，三卿瓜分智氏之田，其实就是三分晋室。

赵氏鼎盛赵国脱颖而出

三分晋室之后，赵氏在襄子时期进入鼎盛。对赵简子、赵襄子父子的历史功绩，史称“简襄勋烈”。当今史学界，绝大多数史家共识，春秋末季，晋国赵卿世家，在赵襄子为宗主，接替赵鞅为晋卿时，赵国就诞生了，那一年是公元前年、晋定公三十七年。《史记》中的“六国年表”，此前一年的前年，作为“六国纪年”的开始。可见，太史公司马迁把这年当作了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的分界线。《春秋》纪事，终止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年，这一年就应该是春秋时代的截至年代。因为，春秋时代就是以孔子所作之《春秋》而名。两个历史大名人孔子和司马迁，两部名作《春秋》和《史记》，把公元前年至年，作为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线。引申出赵襄子为卿之时，就是赵国创建之时；战国创建之时，便是战国启幕、春秋谢幕之际。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从赵襄子接班为卿之时，开始使用赵氏纪年，晋国纪年，则截止于赵鞅去世之年。可见，司马迁是把赵襄子，作为战国启始时的赵国第一位君主，这是毫无疑义的。

█赵襄子

赵鞅奠基了赵国，赵襄子肇建了赵国。他们之所以顺应历史潮流，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其历史原因可能很多。但是，赵鞅高瞻远瞩，创建晋阳城，以其为军事支撑，使赵氏从弱到强，由小到大，终于在“赵氏孤儿”之后的最低潮，先挫荀氏、范氏与邯郸赵氏的率先发难，躲过再次的灭族之灾，反灭三氏于一旦，其中，晋阳城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及至赵襄子继承卿位而立，肇始赵国，以晋阳为国之初都，灭代而北扩，取中牟而南拓；联合韩、魏，剪除赵国隐患智伯，三分其地，使赵国安度危难，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若无晋阳城之凭借，赵氏决难在短期内取得如此之辉煌。联想秦末刘邦之有汉中，北朝高齐之有晋阳，隋末李渊之有太原，终能振兴而有天下。再联想晋国赵氏虽有赵衰、赵盾两代近50年之基业，但无根据地之保障，一个“下宫之役”，便一摧而垮，几乎灭种。逮简子、襄子，因有晋阳，虽两次遭到巨大打击，面临危亡，险在旦夕，却仍能败中取胜，化险为夷。晋阳之城的创建，对晋国赵氏到晋阳赵氏的嬗变、强盛，无须再赘，事理洞明。

水决汾河赵已分，孟谈潜出间三军。如何智伯破亡后，高赫无功犹首论。

——明·李贽《晋阳怀古》

█陈列于山西省博物院的赵卿墓部分出土文物

年，在太原金胜村发掘的赵卿墓，是迄今为止所见春秋时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资料最完整的晋国的高级贵族墓葬。车马坑轩辆种类齐全，保存完好，兵车呈双列排列，国内罕见。

碑前链接：归晋前后赵氏谱

追溯晋国六卿之一赵氏之源出，与秦国同祖、同族，始自东夷嬴姓。我国古代氏族，除了有自己的“氏”名之外，还有其族姓。这个族姓，揭示着这个氏族更早的来历。嬴姓是赵氏的族姓，源自于“女修的传说”。《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为什么史籍只载大业母亲女修的名字，而不载其父名呢？有说是因为当时是母系氏族社会，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因为颛顼时代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部落联盟时代，而女修颛顼的“苗裔孙”，怎么能是母系氏族社会呢？《史记索隐》说得明白，史册只载秦赵二族祖先大业母亲女修的名字，是因为“其父不著”，即女修的夫君声名不显，嬴姓后人往往提到的是出生于帝胄之族的女性祖先——女修，时间既久，反而使自己的男性祖先名字淡忘而史阙。

赵氏女性先祖女修，既是“帝颛顼”之“苗裔孙”，当生活在尧舜禹的部落联盟时代。

女修的儿子大业，也是一个史册著名的圣贤，只是史册上大多载用的是他的另一个名字——皋陶。皋陶和夏禹都是尧舜时代的英雄人物，从《尚书》的《尧典》《皋陶谟》中，我们可以知晓皋陶在尧舜部落联盟中，充当着“士”的重要职责，这个“士”也叫做“大理”，专司刑法。大约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文字，所以皋陶绘“五刑”之图，告示于民，使民知刑律，晓惩戒，谓之“象刑”。从“皋陶作刑”（《世本》）的传说，可知，他是我国国家雏形时代法律制度的重要奠基者，在我国的刑法史上有着启蒙的重要地位。

后来，舜禅位于禹，皋陶则成为禹的辅佐。禹在接任部落联盟大酋长之后，第一件事，便是举荐皋陶做自己的继承人，同时将自己曾经担任过的总揽百揆之大政赋予皋陶。然而，皋陶毕竟年事已高，不堪重负，还没有在禹的手下施展自己的巨大抱负，更无缘等到禹卸任的时刻，便溘然长逝。禹为了悼念和报德皋陶，复任命皋陶之子伯益，仍做自己的接班人。

伯益，亦为伯翳、伯繄，在《史记》中称名大费。所谓嬴姓乃由舜帝赐予大费而始。他正是秦氏、赵氏源于嬴姓的先祖，《史记·秦本纪》载：

大业（皋陶）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史记》这段记载，提到赵氏的第二位男先祖伯益（大费），年轻时已不同凡响，曾佐助大禹治水，水患平定后，禹受到舜帝赏赐之“玄圭”（黑色圭玉），伯益也受到舜的褒扬，被赐皂游（黑色旗帜），并在舜手下担任了“掌管山泽，繁育鸟兽”的虞官。未几，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淮南子·本经训》），被选做大禹的接班人（《墨子·尚贤》）。然而，禹之后期“家天下”已成发展趋势，禹子启势力渐大，禹虽然欣赏伯益的贤能，表示把天下让给他，却在实际上培植启的势力。结果，伯益只有接班人的虚名，“而势重尽在启也”，待大禹寿终正寝，启便“与党友攻益而夺之天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杀掉了伯益。另有一说出自《孟子·万章上》，即伯益见禹放任启之势力日盛，不愿与之争锋，遂隐居于“箕山之阴”，放弃王位，躲过了杀身之祸。

史称伯益有二子，长曰大廉，次曰若木。大廉、若木之后，嬴氏许多代无显世之人，直到商之中叶，大廉一脉之裔孙孟戏、中衍兄弟，以善御而效命于第七代、第十位商王太戊时，再次显赫于世。《史记·秦本纪》载：

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至商末文丁、帝乙时，嬴氏又有若干代祖先行、居不详，直至商末纣王帝辛临位之前，嬴氏仲潏（有作仲滑），徙居商之西陲与周衔连之地西犬丘，其具体所在，史无载，近人王玉哲先生考证，当在今山西省境内（《历史研究》年第3期《秦人族源及迁徙路线》）。

仲潏生蜚廉（有作飞廉），蜚廉生恶来、季胜。恶来颇有力，能徒手与猛虎、野牛格斗。他效忠于殷商，在周灭商过程中，“助纣为虐”，殉节于战。季胜有子孟增归顺姬周，“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史记·赵世家》）。所谓皋狼，乃古地名，在今山西省离石境，从周成王赐皋狼之地于孟增，以为宅邑，一直到赵氏立国，皋狼之地始终未失。后来，智伯胁赵索皋狼，赵襄子严辞拒绝，谓之“先人之地，怎可送人？”这是后话。孟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嬴姓之赵氏，便源之于造父。

善于驭御是嬴姓之族的祖传本领，可谓家学，逮造父时，仍以善御而著称。造父服事于西周穆王，而这位天子好大喜功，酷喜周游。造父则投天子所好，为穆王精选宝马良驹，诸如温骊、骅骝、绿耳等，皆以良骥而传名后世。天下闻名的御手，再加上举世留名的良驹，周穆王游优天下，西巡昆仑，见西王母，乐而忘归，不问国事。东方淮水流域的徐偃王，久有觊觎之心，遂乘机叛乱。造父则发挥所长，“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见《班簋》铭文），及时将徐乱弹压。穆王因此嘉奖造父，赐以赵城，造父，以封地而称赵氏，自是赵氏做为一个新的族氏，由嬴姓而出，诞生于西周穆王时。

造父之后六世不显，直至裔孙奄父时，为周宣王御，救王于千亩之战，遂再现史册。宣王虽称“中兴之主”，但徒有虚名，千亩败绩后，撒手人寰，继任者幽王昏聩无道，西周大厦将倾。奄父之子叔带，去周如晋，回到封地赵城，效命于晋文侯。

赵氏归晋之时，正是晋国多事之秋，晋穆侯新死，殇叔篡位，这种犯上作乱，竟得不到周天子的惩罚。太子姬仇只好阴结死党，招纳亡命，谋杀殇叔，夺回侯位，史称晋文侯。文侯崩后，晋国又动乱了67年。67年间，西周灭，春秋始。晋国曲沃小宗，三代仆继，“杀五君而逐一君”，最终灭掉晋侯大宗，国号不变，江山易主，史称“曲沃并晋”。自“殇叔之僭”，至“曲沃并晋”，百余年间，赵氏叔带以下五世默默，直至赵夙、赵衰之时，方在晋国显名，并日见兴盛。史载赵夙、赵衰，行辈颇纷，有说夙、衰为父子，有说为祖孙，今采《国语·晋语》之兄弟说。赵夙为长，效命晋献公，先后有封邑耿、邯郸，为邯郸赵氏之祖。赵衰则直接追随晋公子重耳，流亡十九载，备尝艰辛，矢志不渝，重耳“师事赵衰”。后衰与重耳同娶隗氏姊妹，成为连襟姻亲。重耳为文公后，在赵衰、狐偃等流亡重臣的辅佐下，继齐桓公后成就霸业，史称“多赵衰计策”（《史记·赵世家》），洵非虚誉。晋文公全盛时期，设三军，置六卿，赵衰居功不骄，三让其贤，仍名列六卿，赵氏自赵衰而日盛。赵衰有四子：赵盾、赵同、赵括、赵婴齐。长子赵盾乃狄女叔隗所生。赵衰之后赵盾在襄公时，位列六卿之首，执晋国政达20余年。赵盾一生，倾忠于国政，建树颇多。然而由于执政过刚毁誉参半。所谓“赵盾弑其君”，虽有过贬之嫌，却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赵氏在晋国的权势已掣肘了晋侯，潜伏下日后的“萧墙之祸”。逮赵盾去世，赵朔之时，晋国大势在新的平衡中，赵氏内讧外扰，危机四伏。恰在这时赵朔早逝，赵同、赵括与赵婴齐兄弟反目，同门自伐，导致“孟姬之谗”，终于在晋景公十七年（前），酿出“下宫之役”。权倾朝野的晋国赵氏，几被灭族，侥幸逃过此劫的赵武，孤悬一线。

经此巨变的“赵氏孤儿”赵武，在苟延残喘中，坚韧不拔，在范燮、韩厥及智罃的恻隐和帮助下，经过长达30多年的潜滋暗长，先任新军佐，继任新军将，再任上军将，终于在43岁那年，东山再起，步其祖父赵盾之后尘任国之正卿，再登晋国权力之巅。为其孙辈赵鞅——赵简子，叱咤风云，称雄天下，创建赵国，积累了政治资源和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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